​资产阶级革命：一个关于法国大革命的神话

资产阶级革命：一个关于法国大革命的神话

按照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叙事，伴随着大西洋贸易的兴盛，法国资本主义经济得到长足发展，而资产阶级也逐步兴起，并在1789年击败了封建贵族夺取了政权，从而为之后的资本主义发展奠定了基础。然而这种立足于社会史的叙事模式在20世纪六十年代遭到了以阿尔弗雷德·科班为代表的修正派的巨大冲击，时至今日，即使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界也不得不承认，大革命至多只能算是一场“沉默的资产阶级革命”，而更多的学者则认同了乔治·泰勒的经典论断：“大革命不是一场带来政治后果的社会革命，而是带来社会后果的政治革命。”

对于资产阶级革命的神话首先体现在经济这一维度上，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在于，18世纪的法国并不存在所谓的“资本主义经济”，现在的学者们发现，大西洋贸易确实给法国经济带来了明显的增长，但是并没有产生诸如产业集中、大量城市劳动人口出现、重工业发展等特征的英国式的工业化模式，相反出现在法国的现象是更多的轻型消费品，劳动力集中于小型工坊和农舍，此时自由市场最有力的推动者也并非来自工商业领域，而是“重农学派”。各种生意带来的利润都用来购买庄园和头衔，而不是用以投资资本，这导致大革命时期所谓的资产阶级实际上与贵族十分类似，二者的财富基础都来自土地，并且是以封建时代的形式进行管理，此时资产阶级最大的共识大概就是摆脱第三等级，进入贵族阶级。

其次，大革命也并未带来资本主义经济的结果。诚然，大革命确实扫清了封建经济的障碍，比如废除了国内关税壁垒、统一了度量衡、废除了行会的限制性规章，但是这远远谈不上经济上的革命，尤其谈不上资本主义革命。威廉多伊尔直截了当的指出“大革命对法国的经济是一场灾难”，即使是对大革命报以极大热情和同情的林亨特也不得不承认“大革命在经济方面很难称为一种革命”，他反而减缓了法国工业的发展、破坏了对外贸易，直到1830年才恢复。在大革命之后，社会精英们不仅没有把目光投向商业，反而更热衷于土地，因此讽刺的是，在名流的统治下，法国的农业化程度反而提高了。

具体的技术领域，农业方面并没有出现生产力上的发展，19世纪法国人口增长不如德国、英国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农业技术的进步不如人意，工业结构也没有发生变革，仍然依靠廉价劳动力和零碎的市场，商人们将劳动分包给贫困的家庭小作坊，18世纪的经济模式一直延续到1840年代，其特征是零碎化的市场、低生产率的农业、依赖水和木材提供能源的小规模制造业。法国的资本主义的诞生需要等到1850年代，而非1750年代，那时的法国建成了铁路干线、运河网络，从而推动了市场整合和经济结构的改变，而他最重要的是推动者，是路易·波拿巴。

而就政治领域而言，资产阶级革命的叙事同样难以成立，第一，真正推动大革命爆发的不是资产阶级，而是自由派贵族，显贵会议拒绝了国王的征税要求，认为自己无权批准，必须召开代表民族意志的三级会议，而拉法耶特则是第一个向路易十六提出书面申请的人，而直到1792年，自由派贵族都是大革命真正的领导者，他们最大的成就则是1791宪法中的人权宣言，米拉波、拉法耶特、迪波尔、拉梅特、穆尼耶都或多或少的有着贵族背景，此时革命者中非贵族的领导者只有巴纳夫和西耶斯，而就整个社会阶层背景，科班认为旧制度时代最进步的群体是自由派贵族而非资产阶级。

第二，在大革命的高潮阶段，真正主导政治是法律界人士，尤其是律师，罗伯斯庇尔、丹东、布里索、德穆兰都曾是一名律师，而作为资产阶级的商人在议会中席位从未超过14%，并且持续减少，到督政府时期只剩下4%。或许有人认为律师同样是资产阶级的一份子，然而问题有二，首先，当你提出一个概念，这个概念的边缘人物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最符合这个概念的人物却处于边缘，那么你的定位是否出现了偏差？其次，当你不得不扩大概念的内涵时，实际上也在削弱这个概念的解释力，就好像我完全可以断言：法国大革命是法国人的历史，这当然没错，但是毫无意义。

另一种可能的解释路径是回避革命者自身的阶级，而采取“代表某个阶级”的表达，因此吉伦特派成为工商业资产阶级的代表，而罗伯斯庇尔则代表了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试图将革命史学重新拉回到社会史的解释框架，但是这种解释路径反而解构了阶级史观本身：在137名吉伦特派中，有45人是和罗伯斯庇尔一样的律师，占总数比例最多，从斐扬派、吉伦特派、雅各宾派到热月党，几乎每一个党派的领导阶层都有律师，那么为什么出身阶级相同的他们会走向完全不同的道路呢？这恰恰说明，所谓“代表某个阶级利益”的背后，起到主导作用的是政治因素，而非社会阶级。

第三，就大革命在政治上的受益者而言，他产生了一个由律师、官员、医生、教士、作家、商人组成的新官僚系统，贵族在1792年之后彻底消失，新人掌握了权力，然而就像这一观点的提出者林亨特所说，这一新政治阶级的内涵过于含混，以至于其本身毫无意义，尤其不能将这一群体命名为资产阶级，因为无论从何种角度而言，马赛的海外贸易投资者与南锡的城镇工匠都不可能被划分为同一个阶级。

最后，在文化领域而言，在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从未形成一套论证自己正当性的话语。这一理由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单独存在的理由，就我个人而言，一个群体的存在并不需要以自我认识为前提，就好像没有人会承认自己是汉奸，但是这不等于没有汉奸，但是反过来说，正是因为对于汉奸存在一套否定性评价的话语，导致他们羞于承认自己是汉奸，也从意识形态上阻止了这一群体的扩张，因此主观认同即使不是一个独立的理由，也是我们审视资产阶级的重要切入点。而马克思在分析农民问题是也指出：“当人们只存在地域上的联系，而其利益认同却不允许他们之中产生任何共同体、民族联合或政治组织时，他们就形成不了阶级。”因此马克思本人也认同主观认同在阶级问题中的重要性。

如果我们考察革命者的修辞，会发现他们从未将自己认知为资产阶级，而是更为广泛的公民群体中的一员。资产阶级在18世纪真正的对应物是布尔乔亚，他们是那些介于贵族和平民之间的城市精英，但是也正是因为杂交性，他们在旧制度时期就处于被否定的状态中，贵族认为他们缺少文化，而平民却认为他们也是一群特权者。然而在大革命时期我们会发现，布尔乔亚始终处于缺位的状态，不仅没有人自称为布尔乔亚或为布尔乔亚争取利益，他们甚至不配成为革命事业的替罪羊——贵族才是当时最严厉的指控。直到复辟王朝晚期，基佐等自由派精英才开始宣称资产阶级是整个民族的代表，直到那时，资产阶级才拥有马克思所说的阶级自觉。

通过上述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梳理，关于大革命史我们至少应该在史观层面形成两个认识：第一，大革命不是一个阶级与另一个阶级的斗争，而是最为广泛的人民与暴君和专制之间的斗争，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大革命时期广为传播的第三等级并不是资产阶级的代名词，第三等级包括在土地上耕作的人、用手艺对材料加工的人、确保货物流通的人、提供专业服务的人，从知识分子到居家仆人的所有人都是第三等级，毋宁于说第三等级等同于贵族与教士之外的所有人——最广为认知的第三等级图像，不就是那个驮着教士与贵族的老农民么？所以当西耶斯宣称第三等级就是一切时，这或许不只是一种修辞，而是事实。

第二，历史人物的行为并不一定是由他们的阶级或社会身份所决定的，当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评价一个人“背叛了自己的阶级”时，我们就应该反思阶级本身的重要性了。就像上文所说，巴纳夫、布里索、罗伯斯庇尔都是律师，可他们却分别成为了斐扬派、吉伦特派和雅各宾派的领导人，未来七月王朝统治者路易菲利普的父亲奥尔良公爵是路易十六的堂兄弟，可他在旧制度时期就是个自由派，他甚至将自己改名为菲利普·平等，并在1792年成为了弑君者。对于大革命的参与者而言，社会身份仅仅是一种背景，而不是原因。

在经过上述对资产阶级革命的解构之后，我们需要面对的问题在于，在剥离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外衣以后，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大革命？在我看来，正如林亨特所说，大革命是现代政治的起源，他创造了新的政治理念、新的话语体系，从此政治不再是国王、贵族甚至革命者的特权，他属于所有人。在1787年，“公众”是那些阅读启蒙著作的社会精英，而在革命之后，“公众”是所有赤诚的爱国者。1789年群众为粮食走上街头，而1795年的妇女们则高喊着“我们要面包和1793宪法”，就像林亨特所说，真正塑造大革命的，不是《人权宣言》，而是革命者的演说。1789年革命者以与旧制度彻底决裂的勇气参与了这场革命，而在十年以后，他们真的创造了全新的政治传统，即使是路易十八也无法放弃宪章，戴高乐的选择中从未有过第三帝国，无论是好是坏，他所唤起的热情、渴望和神话都无法从人类的记忆中抹去，那个只知道容忍和接受的旧世界，再也不会被人为地重建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