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私人物品公共化带来的共享经济

如何看待私人物品公共化带来的共享经济

为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就必须确保各种物品的供应。物品首先可分为两大类：其一是自由取用物品(free goods)；其二是经济物品(economic goods)。

自由取用物品在经济学上可以理解为价格为零而供给为无穷大的物品，也就是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就能够得到的有用物品，如阳光、空气等。由于自由取用物品通常“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所以买方不用花费任何代价，卖方也得不到任何好处，不存在买卖市场。在正常情况下，没有谁会为呼吸空气而付费。但随着时间、地点和条件的变化，也可能会发生变化。例如，石头对于居住在大山中的居民可能是自由取用物品，但对居住在平原上的居民却不是；海水对居住在海边的居民可能是自由取用物品，但对远离海洋的人们则不是；随着污染的加剧，本来水、空气是自由取用物品，现在也有可能不是了。

经济物品是指人类必须付出代价方可得到的产品或服务，即必须借助生产资源通过人类加工出来的物品，其数量有限。相对于人类社会的无穷欲望而言，经济物品或者说生产这些物品的资源总是不足的。这种资源的相对有限性就是稀缺性。稀缺性决定了经济物品的存在。

如果从产权经济学的角度，经济物品还可以细分。提到产权，就不能不说所有权。这是一对相关联的概念。

先说所有权。所有权是所有人依法对自己财产所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置的权利。是对生产劳动的目的、对象、手段、方法和结果的支配力量，它是一种财产权，所以又称财产所有权。所有权是物权中最重要也最完全的一种权利，具有绝对性、排他性、永续性三个特征。

产权是一个较大的概念，产权包括所有权。产权的功能在于：激励功能、约束功能、资源配置功能和协调功能。一定的产权制度可巩固和规范经济活动中的财产关系，约束人的经济行为，维护经济秩序，保证市场经济顺利运行。

产权与所有权相比有着更广泛的外延，它不仅包括通常的物权，还包括股权、债权、专利权、商标权、名誉权等其他权利形式。甚至某些不能成为所有权内容的权利，如对清新空气的享用权，也能成为产权的形式。

产权是相对权利，即它是不同的所有权主体在交易中形成的权利关系，这种由契约及其他方式规范的权利关系约束的是参与特定交易活动的经济主体的行为。所有权通常是指财产所有者支配自己财产的权利，而产权还指人们是否有权利用自己的财产去损害他人的权益。例如，甲拥有奶牛，乙拥有麦田，奶牛是否有权到麦田吃麦苗，是产权界定的问题。这种使自己或他人受益或受损的权利也是产权。产权是一组权利，在交易中是可以分解的。

如果从产权理论分析，经济物品又可以依据产权的分解进一步的细化。从严格意义上，根据所有权和使用权方面体现的不同的特征，经济物品首先可细分为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

从权利结构来看，所有权分排他性和非排他性两种情况。排他性是指产权主体的对外排斥性或对特定权利的垄断性，产权界定越明晰，产权的排他性越强。

而非排他性则对应于公共产权，比如国有企业的产权是公共产权，产权由全体人民共同拥有，一个人对国有资产的拥有并不能排斥其他人也拥有。

使用权是不改变财产的本质而依法加以利用的权利。通常由所有人行使，但也可依法律、政策或所有人之意愿而转移给他人行使。使用权也有竞争性(竞用性)和非竞争性两种情况。竞争性是指，给定数量的某种物品如果被某人使用了就不能同时被其他人使用。在这种情况下，随着人数的增加，要满足更多的人就必然会引起生产成本的增加，即让更多人使用会产生边际成本；或者说，如果生产不增加，让更多的人来使用给定数量的某种物品必然产生拥挤成本。拥挤成本是物品随使用人数的上升而使每人使用的量减少而形成的成本，如道路、桥梁、博物馆和图书馆等。拥挤成本产生的根源在于其受益范围的空间限制，或者说服务范围的有限性。而某些物品的供给水平同使用人数无关，如国防，不会因受益人数的增加而导致效应下降和成本上升。

而非竞争性是指给定数量的某种物品如果同时被多人使用并不相互妨害，即你用不影响我用，更多人来使用并不会产生边际成本，也不会产生拥挤成本。所以，A（排他性，竞争性）就是典型的私人物品，私人物品具有所有权上的排他性和使用权上的竞争性。排他性决定了，这件物品是我的不是别人的，没有我的允许任何人不可以支配它；竞争性决定了，这件物品一旦有人用了，别人就无法用了。私人物品通常都是产权明晰的物品。

B（非排他性，非竞争性）则是典型的公共物品，公共物品具有所有权上非排他性和使用权上的非竞争性。非排他性决定了这件物品不是某个人的，而是大家的;非竞争性决定了大家都可以用。显然，诸如城市道路、路灯、公共广场与绿地，都是非竞争性的。路灯照亮了我回家的路，并不妨碍照亮我邻居回家的路；我得到了路灯照亮道路的好处，也并没有减少我的邻居得到相同好处的机会。

以上两个是纯粹的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的划分，而现实社会中，大量存在的是介于纯公共物品和纯私人物品之间的混合物品，也叫准公共物品。

如果把范围缩小，有一种准公共物品叫俱乐部物品。俱乐部物品有两个特征：第一，对外排他性。俱乐部物品仅仅由其全体成员共同消费。第二，对内非竞争性。单个会员对俱乐部物品的消费不会影响或减少其他会员对同一物品的消费。

另外还有一些情况：比如C（非排他性，竞争性）表示的是公共物品私人化。一方面所有权上的非排他性决定了其公共产品的属性，而另一方面竞争性又使其具了私人物品的性质。这种情况在现实中大多对应是那些将公共资源以政府特许的方式赋予私人或者以权谋私的现象。但这方面的内容并不是本文关心的重点。

下面重点来分析D（排他性，非竞争性）表示的私人物品公共化的现象。众所周知，纯公共物品同时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而这里的D和上边分析过的C一样也是兼具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的共同特征，但不同的是，所有权上的排他性决定了其私人物品的性质，但在使用权上的非竞争性又令其类似公共物品。这就产生了公共物品的私人供给以及私人物品公共化的趋势。

20世纪60年代以前，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家认为，竞争性的市场机制不适合提供公共物品，公共物品必须由政府供给。但是政府供给几乎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由于滥用权力而发生的寻租行为。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对公共物品的需求量与政府不足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这种情况尤其严重。

20世纪60年代以后，布坎南、德姆塞茨等一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对政府作为公共物品唯一供给者的合理性产生了怀疑。开始探索通过市场方式即私人供给公共物品的可能性与可行性。

　 实际上，私人供给公共物品的BOT等模式早已在国际上流行，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私人也已经开始涉及公共物品的供给领域，1996年的福建泉州刺桐大桥项目就是私人供给公共物品的范例。

关于公共物品的私人供给，美国新制度经济学家科斯从理论和经验上论证了公共物品由私人供给的可能性。科斯在《经济学的灯塔》（1974）中描述了英国灯塔由私人供给的情况，认为只要在政府批准授权下，通过确定产权，灯塔是可以由私人来供应的。德姆塞茨在《公共物品的私人生产》一文中认为，如果存在排他性技术，私人可以很好地供给某些公共物品。

现在，公共物品私人供给的形式有两种模式。一是政府授权，私人供给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公共物品的投资、兴建以及后续维护完全由私人来单独完成，政府通过一定形式授权，明确私人所享有的投资收益，私人可通过收费等方式在一定时期内向消费者收取费用的一种方式。二是PPP模式，即私人与政府合作模式。比如对提供高等教育服务、卫生服务、高科技、沙漠治理和园区建设等项目，政府可以通过给予一些优惠政策或一定补贴鼓励私人参与公共物品的提供。

近年来私人产品公共化的强烈发展趋势，显然是与移动互联网技术、精准定位技术和信息智能技术相叠加形成的共享经济模式不无关系。这里的关键正如德姆塞茨所说的排他性技术的成熟，使计价和收费很方便的时候，就打开了私人物品公共化的发展空间。

私人产品公共化趋势是在所有权明确的前提下将使用权让渡实现付费共享而展开的。利用移动互联网平台，对私人物品进行整合并与需求方实现信息融通；在大规模“复制”过程中，信息将产生规模经济效应，交易成本被降低，进而实现物品（服务）供求双方信息配对，加快了产能过剩和资源浪费等问题的解决。

从总体上看，通过让渡物品的使用权，大幅度提高了物品利用效率，“外溢效应”随之扩大。私人物品在进入移动互联网共享平台前，所有权和使用权是一体的；而移动互联网使“两权分离”顺利进行，并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

以“共享单车”和“滴滴出行”为例。胡玮炜2015年创立摩拜单车，三年时间，屡获殊荣，头顶很多光环，曾被评为全国创业好青年，年度新锐人物，还曾入选福布斯亚洲25名新锐女性榜，中国商业最具创意人物100强。以摩拜单车为代表的“共享单车”模式是典型的私人产品公共化的案例。投放的单车所有权是明确的，是私人物品，但借助移动互联网技术，解决了定位与收费，让单车变成“公共自行车”，解决了公共交通的痛点，从这个意义上讲是相当有创意的。当然像任何新生事物一样，“共享单车”也需要社会诚信、城市管理等多方面的配套措施跟进，才能发展得更好。

“滴滴出行”是将产权明确的私人小汽车变成“公共小汽车”的典范。这一模式提升了社会车辆有效利用率、降低了空气污染程度。根据《2017年滴滴出行企业公民报告》中的数据，截至2016年末，在滴滴快的平台上，平均每天有400万人次享用专车和快车服务，其中有51%的订单产生于早晚高峰期，北京和杭州私家车平均利用率分别提升了12.1%和10.6%。400万人次中有近一半的人选择顺风车或拼车服务，这其中有近30%的乘客原本自己有车。拼车服务在一年内消灭了3.6亿个闲置座位，通过车辆共享，城市私家车出行次数有效减少了50万次以上。“滴滴快的”的普及助力城市有效解决早晚高峰运力不足和城市拥堵问题。以每天400万人次的共享出行频率计算，滴滴出行每年可减少碳排放729万吨，相当于中国3个中等城市一年碳排放总量；400万人次/天的共享出行每年也实现了汽油节省2.07亿升和尾气排放减少10亿立方米。“滴滴代驾”已覆盖全国161个城市，有效降低了酒驾事故率。此外，截至2017年底，“滴滴公交”已在20多个城市开通运行。同样，“滴滴出行”运营中也还存在行业管理以及人身安全等多方面的问题。这需要进一步地完善制度建设、加强政府监管、关注弱势群体，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使效率和公平有机结合。

以上分析表明，私人物品共公化进一步强化了共享经济模式。在原始社会条件下，人们共同劳动成果平均分配是最初的共享模式。私有制出现后，共享机制瓦解。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构想，当生产力水平足够发达时，人类社会将进入物质极为丰富的共产主义阶段。私有制和阶级都不复存在，人们可以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将成为共享经济的终极模式。而在私有制普遍存在的当今社会，共享经济则可以从私人产品公共化这一渠道得以爆发式地涌现。

共享经济时代还有什么物品不可以共享?现在不仅仅是共享单车，市场上还出现了共享汽车、共享雨伞，以及大量的共享平台。与此同时，共享经济背后的共享理念越来越深入人心。中国国家信息中心从2016年开始定期发布共享经济年报，重点从共享经济发展领域、共享经济发展特征等多角度对共享经济发展趋势展开说明和预测。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这是“共享经济”首次出现在中央报告中。在2017年12月的第四届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上，与会学者更是提出利用移动互联网等科技手段大力发展共享经济，不断提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的经济发展质量。2018年11月，中国“首届进口博览会”主题“新时代，我们共享未来”。

由私人物品公共化推动的共享经济是对传统理论的“颠覆式创新”。由于移动互联网平台成功实现了物品供给方和需求方的有效连接，加速了商业经济追逐“连接红利”的进程，推动了现代意义上信息消费的出现。私人物品从排他性所有、竞争性使用到排他性所有、非竞争性使用，扩大了资源的有效受益群体。由此可以得出，共享经济的本质是在社会资源保持不变的条件下，借助现代信息化技术和移动互联网平台，通过产权结构的创新性调整，在明晰界定产权的前提下，通过让渡使用权，实现私人物品公共化，社会资源受益面扩大; 通过不断扩大共享经济规模，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实现绿色发展，从而极化正外溢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