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红军在遵义城，仅仅抄了一个黔军师长家，红军就差不多吃饱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被迫放弃中央苏区，踏上漫漫长征之路。在敌军的围追堵截和恶劣的自然环境下，红军的每一步都充满艰险，生死未卜。然而，1935年初，红军进入了贵州黔北的重镇——遵义。

在刘伯承的指挥下，遵义之战告捷。此役让红军成功摆脱数十万国民党追兵，为这支深陷困境的队伍赢来可贵的喘息之机。更重要的是，红军在遵义建立了与众不同的形象：秋毫无犯、打土豪分田地，赢得了当地百姓的信任和支持。

于这片广袤大地，红军召开了具重大历史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为核心领导，为后续长征胜利筑牢坚实根基。遵义的12天，不仅让红军得以补充物资、调整战略，更成为这场革命史诗中的重要节点。红军在遵义的善行，犹如革命的种子，深深植入百姓心中，点燃了反抗压迫的希望之火。

红军艰难处境与第五次反“围剿”的挫折

1933年，蒋介石为彻底消灭红军，发起了声势浩大的第五次“围剿”行动。这次围剿，规模空前，蒋介石调集数十万部队，采用“步步为营”的战术，试图通过不断推进，逐步压缩红军的活动范围。

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围剿，红军的处境愈发艰难。而负责红军指挥的博古和李德等人，战术上的僵化和对实际战况的疏忽，使得红军处于不利局面之中。

当时的红军，虽然士气高昂，但装备和人数上却远远不及敌军。而博古和李德推行“堡垒对堡垒”的防御战术，选择与敌军正面硬碰硬，忽视了红军机动灵活的优势。这一战术虽然在小规模战斗中可能会奏效，但在蒋介石大军压境的情况下，这种正面防御无异于用卵击石。

蒋介石的部队步步紧逼，不断修筑碉堡，从而逐渐缩小了红军的生存空间。红军的反击屡屡受挫，士兵们奋力抵抗，但在兵力对比悬殊的情况下，每次反击都以失败告终，红军伤亡惨重。

红军的将士们在前线奋勇杀敌，面对国民党的密集炮火和层层碉堡，战士们一次次冲锋陷阵，战场上鲜血染红了土地。国民党军队凭借装备优势，步步为营，逐步缩小红军的生存空间。

每当敌军进攻到红军阵地前沿，红军战士们用有限的子弹和顽强的毅力抵挡，甚至与敌人进行肉搏。然而，敌军兵力雄厚，装备精良，致使红军防线屡次被破，阵地上的防守士兵更是伤亡甚重。

随着围剿行动的深入，红军的补给问题也变得越来越严峻。蒋介石为了彻底摧毁红军，不仅采用军事封锁的手段，还对苏区进行经济封锁，切断红军的物资来源。

红军将士们在战斗的间隙，仅能获得少量的食物和弹药补充，甚至时常面临断粮的危险。很多红军战士身穿破旧的军装，吃不饱饭，靠顽强的毅力支撑着前线的战斗。

面对如此艰难的局势，红军内部的意见分歧也逐渐加剧。部分指挥官认为，应该利用红军的机动性，开展灵活的游击战，以此避开国民党军的正面冲突，保存红军的实力。然而，博古和李德却坚持正面抵抗的防御战术，拒绝采用游击战。

这种僵化的指挥方式，让红军错失了多次摆脱敌军包围的机会，造成了大量不必要的伤亡。博古和李德的决策使得前线指挥员和士兵们对战局感到忧虑，但在军令之下，他们依旧服从指挥，奋力抗敌。

1934年冬天，随着国民党军队的进一步逼近，红军的损失越来越大。中央苏区被敌军逐步压缩，红军的生存空间日益狭小，资源消耗殆尽，粮食、弹药的短缺愈发严重。

在敌军层层碉堡的压迫下，红军阵地前方的防线几乎无力支撑。终于，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红军被迫放弃中央苏区，决定撤离原来的根据地，转移至敌军力量薄弱的地区，以求生存。

中央红军决然撤离苏区，随后便踏上了那满是艰难险阻的长征征途。他们勇往直前，无畏无惧，去追寻光明与希望。这漫漫征途，承载着无尽的希望与坚毅。

1934年10月，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被迫离开中央苏区，开始长征。长征初期，红军面临的并不仅仅是敌军的追击，途中更有严酷的自然环境和资源匮乏的问题。

长征的第一站便是突破敌人的重重封锁线，红军士兵们负重行军，夜以继日，穿越了泥泞的河流和陡峭的山地，甚至在部分地区遭遇恶劣的天气条件。在这些自然障碍面前，许多士兵体力不支，甚至因饥饿、疾病而倒下。

国民党军队并未放松对红军的围剿，反而在红军出发后，增派了数十万军队紧追不舍。红军被迫行军至更为险峻的地形，意图借助山地地势和自然环境的优势，暂时摆脱敌军的追击。

红军战士们身背沉重的武器装备，每天的行军路程都在数十公里以上。为了避开敌军的耳目，他们只能选择隐蔽的山路和小道，路途艰险，红军将士们疲惫不堪，但依然坚持向前。

每逢抵达一处短暂的休憩之所，红军战士们即刻争分夺秒地进行休整，为后续的征程养精蓄锐。然而，随着敌军的追击，红军的休息时间变得越来越短，甚至在进食时都不得不保持高度警戒，以防敌军突然袭击。

红军途中，食物短缺乃是最大难题。士兵们常以少量干粮果腹，有时更需啃树皮、食草根来维系生存。行军过程中，许多士兵体力不支，却依然强忍饥饿，步履蹒跚地继续前进。

1935年1月，红军终于抵达黔北重镇遵义。此时，红军的物资匮乏，士气也因长期的艰苦行军而有所消耗。然而，遵义之战成为了红军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遵义地理位置至关重要，一旦成功攻占，红军不但能暂时摆脱敌军追击，亦可获取部分物资补充，进而提振士气。

在刘伯承的指挥下，红军先头部队剑指遵义发起强攻。面对黔军驻守，凭借精妙战术，红军迅速破敌，一举成功拿下遵义城。

这一战的胜利，给了红军一次宝贵的休整机会。在经历了漫长的行军和敌军追击后，红军将士们终于有了喘息之机，士兵们得以在遵义城中稍作歇息，调整状态，迎接未来的战斗。

遵义之战的胜利不仅帮助红军摆脱了国民党军队的追击，更重要的是为红军赢得了战略调整的时间。在这一重要时刻，红军不仅获取了大量物资，还利用这段时间总结经验，为即将召开的遵义会议做了准备。这场胜利，为红军的长征之路注入了新的希望。

二、遵义战役中的红军行动与地方民众

红军在1935年1月初成功攻占遵义后，这座黔北重镇迎来了全新的局面。在刘伯承的指挥下，红军主力部队接连取得胜利，使得国民党几十万追兵被甩在乌江以东，无法对红军形成直接威胁。

遵义之战不仅让红军获得了战略上的优势，还在当地百姓心中树立了不同于其他军阀的形象。红军进城的当天，不仅对民众秋毫无犯，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改善民众生活，获得了百姓的信任和支持。

当时，贵州一带经济落后，资源匮乏，加之地方军阀和地主劣绅的剥削，百姓的生活极为艰苦。长期以来，黔军军阀不仅横征暴敛，甚至还放纵部下肆意抢掠。军阀的部队在撤退前更是搜刮一空，导致百姓苦不堪言。

红军的到来，让遵义百姓既充满了好奇，也心存戒备。然而，红军进城后的表现让人们迅速打消了疑虑。红军不仅严禁骚扰百姓，还实施了一系列惠民政策，让当地百姓感到红军截然不同的作风。

在进驻遵义的第一天，红军便展开宣传，向当地百姓解释他们的政策和目标，号召大家共同反抗军阀和地主的压迫。红军在遵义的行动不仅仅是为了获得物资补给，更多的是为帮助当地百姓改善生活条件。

在物资严重匮乏的情况下，红军分发了一部分缴获的物资给贫苦民众，赢得了百姓的拥护和支持。百姓们逐渐对红军产生了信任，一些人甚至将家中年长的子弟送去红军参军，为红军的队伍增添了新鲜血液。

红军在遵义的物资缴获主要来自当地恶霸地主及黔军军阀的财产。时任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行长的毛泽民向周恩来提出了一个重要建议：没收地主和黔军势力积攒的资产，以此补充红军所需的军粮、衣物及其他物资，同时把部分物资发放给穷苦百姓。

这个建议得到了中央的认可，于是红军在第二天成立了“没收委员会”，由林伯渠担任主任，负责清查并收缴地主及军阀的不义之财。

在没收过程中，红军发现黔军军阀王家烈手下第25军第2师师长柏辉章家中藏有大量财产。柏辉章出身富商之家，靠家族背景和地方势力的支持在黔军中混迹，逐渐成为黔军内部的重要指挥官。

在1934年底，柏辉章便奉命率部抵抗红军，但黔军战斗力极为低下，仅交战半天便被红军击溃，柏辉章的部队在战斗中溃不成军，数千士兵仓皇逃散。

柏辉章本人在战败后急忙返回遵义，准备带走家中财产，然而红军推进迅速，柏辉章来不及转移全部财物，只得携带少量贵重物品逃离，红军则成功缴获了他留下的财产。

柏家财产的数量之大，令红军指战员们都为之惊讶。据记载，仅柏辉章一人家中的财物就足够让红军在遵义期间“吃饱穿足”。

这批财产中，不仅有大量银元、粮食、衣物，还有许多武器装备。对于红军而言，这些物资如雪中送炭，极大缓解了当时的困境。红军分出大部分物资救济当地贫苦百姓，许多家庭因此度过了饥荒，生活得到了一定改善。

遵义百姓不仅受到红军的救济，更被红军的纪律性和作风所震撼。在此之前，遵义百姓从未见过一支不扰民、还帮助穷苦百姓的军队。红军在遵义城中组织了公开的宣传活动，向百姓讲述他们的政策和行动计划，号召大家共同反抗压迫。

红军指战员深入街头巷尾，张贴宣传标语，向民众阐述“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希望得到民众的支持与理解。遵义百姓对红军的信任逐渐加深，越来越多的人主动协助红军提供情报和帮助，有的百姓甚至自愿加入红军。

此外，红军还发现了一处刚刚完工的别墅，这座别墅是柏辉章精心修建的，内部装饰奢华，家具考究。柏辉章为此花费了大笔银元，邀请能工巧匠设计施工，力求豪华。

在红军进驻遵义后，这座别墅被周恩来征用，成为召开遵义会议的场所。别墅内原本堆积了柏辉章四处搜刮的珍宝，这些珍宝也被红军收缴，用于充实军需和帮助百姓。红军的占领不仅是对物质的补充，更象征了他们对地主阶级与军阀势力的反击。

从1月7日红军进驻遵义，到1月15日遵义会议召开，这几天里，红军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人都在繁忙地撰写材料，整理战略方案，分析战况，为即将到来的会议做足了准备。

遵义会议作为红军的转折点，将影响深远的决策在这座奢华的别墅中做出。在会议筹备期间，红军基层的指战员们则难得地获得了短暂的休息。在此期间，战士们三五成群地来到街头巷尾的店铺，体验了一些黔北地区的地方特色小吃，虽然是简朴的食物，但对长征途中食物匮乏的红军而言，已然是难得的享受。

红军在遵义的这段短暂时间内，不仅补充了大量物资，得到了百姓的支持，更在当地树立了正义之师的形象。即便红军离去，遵义百姓仍对其心怀好感。

当国民党军队再占遵义，百姓未向其透露红军行踪，坚守着对红军的忠诚与支持。红军在遵义的善行播下了革命的种子，许多百姓心中已然铭记，他们会在未来的革命斗争中成长为坚定的支持者。

三、遵义会议后的红军战略调整与革命的种子

1935 年 1 月 15 日，红军于遵义举行的会议落幕。此会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里的核心领导之位，更为红军日后的战略方向指明崭新路径。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标志着红军在战略和指挥上的一次重要调整，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会后，红军士气高涨，内部的凝聚力进一步增强，红军也逐渐脱离了僵化的战术思维，开始灵活地运用游击战术，依靠地形和民众的支持，在与国民党军队的对峙中赢得了一些主动权。

在遵义休整结束后，红军离开了这座黔北重镇，继续向前进发。临别之际，红军向遵义百姓告别，当地百姓纷纷自发前来送行，有的带来了食物，有的带来了水壶，甚至一些百姓主动加入了红军的行列。

红军在遵义短暂驻扎的 12 天中，获取了遵义百姓的信赖与拥护。他们的行动，深深赢得了当地民众的真心支持。红军的善行深深植入了百姓的心中，虽然红军将要离开，但他们所播撒下的革命思想和正义形象已深深扎根。

在遵义之后，红军面临的局势依然充满了挑战。国民党军队加大了对红军的追击力度，蒋介石动员了更多的兵力，企图对红军进行更严密的围追堵截。然而，与遵义会议前相比，此时的红军已不再一味追求正面作战，而是根据形势变化灵活地实施战略转移。

他们利用地形隐蔽行军，夜间穿越险峻的山地、河流，与敌军的围堵队伍周旋，逐渐摆脱了敌军的重重包围。在这一过程中，红军与沿途的百姓建立了更深厚的情谊，他们的行为逐步改变了当地群众对军队的看法，许多地方百姓自发为红军提供食物、情报，甚至掩护红军队伍。

红军长征沿途历经艰险，先后突破了乌江、金沙江、渡过了大渡河，翻越了雪山草地，克服了重重难关，最终于1935年10月成功抵达陕北。

遵义会议之后，红军的长征成为一段克服艰难险阻的旅程，期间依靠游击战术与灵活机动的指挥，逐渐摆脱了国民党军队的包围，最终取得了战略上的胜利。

对于在遵义败退的黔军指挥官柏辉章，他在红军离开后不久便带队返回了遵义，试图恢复往日的统治。

柏辉章回到遵义时，昔日的别墅墙上却被红军写满了革命宣传标语。这些标语内容清晰、字迹工整，传达出红军的革命信念和坚定立场，成为了红军在当地留下的有力印记。柏辉章目睹这些标语，遂令手下士兵尽数擦除。然而，他怎能抹去百姓心中已然深植的红军形象？

柏辉章的回归并未改变遵义百姓对红军的好感。在红军撤离后，国民党政府试图通过强硬手段恢复其对当地的控制，迫使百姓交出红军的信息和行踪。然而，遵义百姓坚定地守口如瓶，没有一人向国民党告发红军的动向。

红军的善举已让遵义百姓明白，他们真正支持的力量是反抗压迫、帮助穷苦百姓的革命队伍。即使面对国民党的威胁和逼迫，百姓仍旧选择与红军保持一致，守护他们的“红色信仰”。

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柏辉章最终被淘汰出贵州的政治舞台，失去了黔军的势力基础。遵义在随后数年间继续受到革命的影响，红军在这座城市播下的种子逐渐生根发芽。到了解放战争时期，遵义的百姓已然成为革命队伍的支持者，积极为解放军提供帮助，最终遵义成为了解放军顺利进军西南的重要通道。

遵义会议后的数十年间，这座黔北重镇在中国革命的历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红军在遵义期间的善举不仅赢得了当地百姓的心，更在百姓心中点燃了革命的火种，成为后来西南地区红色革命的重要推动力。

红军离开遵义的那一刻起，这座城市的历史就已然改变，红军精神在遵义延续，最终在人民的支持下，革命的火焰逐渐燃遍西南大地。

通过遵义会议的重大决策，红军的命运由此转折，从被动的退却到战略的掌控，逐步迈向胜利的曙光。遵义成为了红军历史上一块重要的里程碑，这一历史时刻不仅为红军赢得了新的出路，也为中国革命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遵义会议过后，红军于战略及指挥层面焕发出全新气象，凭借灵活机动的策略成功摆脱国民党军的围堵，最终顺利抵达陕北。在遵义，红军不仅补充了急需的物资，还赢得了百姓的信任。

即使红军离开后，国民党企图通过暴力威胁百姓告发红军行踪，但遵义的百姓守口如瓶，忠实守护红军在他们心中播下的革命火种。柏辉章等黔军军阀的权势在革命浪潮中逐渐消亡，而红军的善举和纪律却在百姓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记。

多年后，这些火种在遵义乃至西南地区茁壮成长，成为推动解放的重要力量。遵义一役不仅是红军战略的转折，更象征了红军与人民群众紧密相连的深厚纽带。红军在遵义的故事，成为革命征途中的永恒记忆，书写了勇敢与信仰的辉煌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