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期 揭秘大秦商帮文化

第二期 揭秘大秦商帮文化

商之有本者，大抵属秦、晋与徽郡三方之人”，秦商是中国出现最早的商帮，以诚信经营、仁义为本、忠厚朴实、稳健持重著名于商界。

秦商(陕商)，被认为是中国按地域亲缘关系最早出现的商帮。天工开物的作者宋应星在野议·盐政议中论述：“商之有本者，大抵属秦、晋与徽郡三方之人”山西和陕西，一河之隔，自古就有秦晋之好的佳话，中国历史上最漫长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制度，多数在这两个地区经过了早期的实践。秦商在明清的商业界里，山西与陕西商人为了对抗徽商及其他商人的需要，常利用邻省之好，互相结合，人们通常把他们合称为西商或是山陕商帮。西商在明代前期的势力很大，他们从经营盐业中获得了大量的厚利，可惜利益的原因使他们内部开始分化，陕西盐商与山西盐商分道扬镳，最终陕西盐商到了四川独立发展，这也为陕西商帮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

秦商主要有三大历史贡献：

一是“丝绸之路”，与中外商人开辟通往世界的商业大道；二是康定茶马古道之行，民间称为“蹚古道”；三是走西口，陕北民歌《走西口》家喻户晓。促进了民族间经济文化的交流，民族间的融合，对稳定边疆、开发边疆意义重大。除此之外，秦商还去长江以南地区、宁夏、甘肃、新疆、河南等东西部地区做生意，有的甚止走向国外,在河南做生意的陕西商人以党姓最为有名。秦商为中国十大商帮之一，善于从各种事件、场合和时间上挖掘商机。秦统一六国后，统一货币、度量衡，车同轨，书同文，加上广修栈道，让秦朝的经济活动迅速爆发，同时也产生了很多职业商人。汉唐时，社会经济旺盛，关中又是帝国中心，政府也大力培植商人的社会基础，开拓西域丝绸之路，造就了许多富可敌国的大商贾。秦商在明朝之前，位居三大商帮之首，曾被称为“国商”。明朝时，为了加强军事力量，需要大量的马匹，而青藏高原的藏族同胞长期食用奶酪、牛羊肉等食品，需要茶叶帮助消化，当时陕南是全国茶叶的主产地之一，质优价好。然而陕西商帮生财的行道较多，在这一点上他们与江西商帮相似。陕西商帮是一个综合性的商帮，他们对财富的追求与一般商帮相同：尽可能追逐厚利，如果不行，就退而求其次。陕西商帮以盐商最为著名，经营布业、茶业和皮货业也是陕西商帮盈利的重要途径。

秦商经营的内容

秦商是一个综合性的商帮，他们对财富的追求与一般商帮相同，尽可能追求厚利，如果不可，就退而求其次。秦商以食盐经营最为著名，但经营茶业、布业、皮货业、马匹等，也是最主要的行当。

第一，“输粟换引”

明朝政府在实施“食盐开中制”过程中对陕西商人量身定做的特殊政策。主要原因：一是陕西为边关地区。明代的陕西管辖着中国西北的广大地区并成为明代边防重点地区，将陕西粮食输送边关换取盐引，路途短，成本低。二是陕西为产粮区。八百里秦川，自古是中国的精耕农业区，明代陕西农业发展水平居全国中上水平，西安府在明代全国产粮最多的164个府中排在第四位，是西部粮食输出的主要省份。三陕西为历史古城，曾有13个王朝在西安建都，从秦汉以来陕西商业的超前发展就使陕西商人积累了丰富的商业经营经验。

第二，“盐马交易”

历史资料表明，在柴达木盆地没有开发之前，陕西定边盐池是中国西部最大的食盐产地，主要供应甘肃、宁夏、陕西的食盐需求。明代弘治年间，为了满足伊克昭盟旗草原对食盐的需求，并从草原换取战马，明朝政府在陕西边疆实行了“盐马交易”政策，允许秦商贩运定边盐湖的食盐到伊盟草原换取战马，并在陕伊边地设立了“七大马市”，大规模开展盐马交易。

第三，“茶马交易”

长期以来，西北边疆少数民族以游牧为生，逐水草而居，需要大量内陆所产的茶叶来化解吃牛羊肉和奶酪的油腻，而在当时，中原王权主要是从少数民族手中获取战马。在这种情况下，明朝政府明智地对陕西实行“茶马交易”的特殊政策。由于在西北乃至整个北方只有安康、汉中的“紫阳茶区”才产茶，所以用紫阳茶换取边疆少数民族的战马，就成为明朝政府唯一在陕西实行的安边强国的基本国策。

秦商的历史作用

第一，推动了西部特色经济和民族贸易的发展

。在明代200多年的长河里，兰州、西宁等边茶、边布、边盐以及药材、皮货贸易，可以说基本上被秦商垄断。在明代，输茶入藏的四川南路边茶贸易也操纵在秦商之手，由于他们的活动使康定由一个小山村变为“番夷总汇”的商业重地，所以秦商聚居的“陕西街”成为了当时康定最热闹的商业街。

第二，推动了商品交易内容的扩大和活跃

秦商无论是经营范围，还是经济实力在明清时期都取得了长足发展。经营品种由盐、茶、马、布，到盐、茶、布、烟、木、药、皮、杂、金融等诸多行业;经营地域北到乌鲁木齐、伊犁，南到佛山、上海等地，并摆脱了明代从属政府需求的被动局面，真正把自身发展放在了顺应商品经济发展的坚实基础上，基本上达到了鼎盛时期。能够见证当年秦商兴盛的另一重要历史遗迹是，如今遗存在全国各地的“陕西会馆”或者“山陕会馆”。

第三，推动了经营管理制度的改革

无论是合伙股份制还是契约股份制，无论是歇家、锅桩贸易中介还是山陕联易，秦商都为我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和股份制的产生做了有益的尝试。随着秦商的不断成功，大量货币资本流回陕西，也直接推动了陕西本土商品经济的发展。清代陕西布业的急剧兴起，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

第四，推动了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的转化

实践证明，秦商把地域优势转化成效益优势，把技术、资本优势转化为技术和资本增量，使得陕西在明清500年间成为全国经济发达区域之一，并创造了泾阳茶砖、三原大布等一批走俏全国的名牌产品，就连许多西部著名品牌，如茅台酒、兰州水烟等都与陕商的巨大贡献是分不开的。

秦商在中国历史上曾据显赫地位。秦汉时期就以独立自由商人登上了经济舞台；唐代以“帝国商人”的身份傲视天下；明清时期，形成了名震全国的商业资本集团，被尊为“西秦大贾”，在中国明清商业史上叱咤风云了近五百年之久，为中国西部的初期开发和明清以来陕西经济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陕西人以更加开放的视野和包容的姿态，不论是立足三秦创大业，还是走出陕西谋发展，或是迈出国门成伟业，都为所在地和陕西经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春秋战国时期，陕西商人抓住诸侯对贸易实行自由放任的政策机遇，以商求富，迅速迎来发展的第一次浪潮；隋唐时期，陕西商人抓住政府实行开明政治，对外开放的政策机遇，充分利用丝绸之路的便利条件，形成了大发展的第二次浪潮；明清时期，陕商在陕西地处边陲的不利条件下，却能抓住明清政府对陕西实行“食盐开中”“茶马交易”“随军贸易”的政策机遇，乘势而兴，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形成的商人集团，以“秦晋大贾”“山陕商人”的雄浑气势，垄断中国东西部贸易通商达500年之久。

清代乾隆年间，成都的陕商欲修筑“陕西会馆”，却遭到当地士人的阻挠，言说会馆可盖，但不许动用当地一抔黄土，以免风水外泄。陕商毅然回到自己的故乡西安、同州府，经千里巴蜀古道，硬是背着一口袋一口袋家乡的黄土，在四川盖了华丽的陕西会馆。明末清初陕西大商人孙豹人，在扬州做盐商，三年之间三致千金，后来一边业贾，一边读书，成为陕西有名诗人。

康熙二十八年召试博学鸿儒科，授官内阁中书衔，豹人固辞，曰“吾侨居广陵（扬州）数十年饕餮待我，使我官京师，不令举家饿死乎？”辞官归商，宁吏也贾，很是表现了陕商的敬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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