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党的创始人，因妻子嫌交党费太多而脱党，风流成性只活了51岁

他是党的创始人，因妻子嫌交党费太多而脱党，风流成性只活了51岁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开幕。

7月30日晚，一大会场遭法租界巡捕搜查。经代表们商定，8月3日，中共一大最后一天的会议在嘉兴南湖一条画舫上举行。

中共一大南湖会议讨论通过了党的《纲领》和关于工作任务的决议草案，规定了党的名称、奋斗目标和组织形式，确定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工人阶级，领导工人运动。会议决定暂不成立中央执行委员会，只设立中央局作为中央的临时领导机构。

会议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选举陈独秀担任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李达负责宣传工作。

据周佛海回忆，在最后一天的会议上，除通过党纲和党的组织外，还选举了陈仲甫（独秀）为委员长，周佛海为副委员长，张国焘为组织部长，李达为宣传部长，陈独秀未到上海的时期内，由周佛海代理。

但据一大代表包惠僧回忆：“李大钊、周佛海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一大代表陈潭秋也回忆说：“周佛海、李汉俊、刘仁静为候补中央委员。”

看来周佛海有可能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不是“为副委员长”。

至于“陈独秀未到上海的时期内，由周佛海代理”中央局书记一职，一大代表张国焘后来回忆说：“在陈先生没有返沪以前，书记一职暂由周佛海代理。”

包惠僧也回忆说：“陈独秀没回上海以前，书记由周佛海暂代。”

由此可见， 陈独秀未到上海的时期内，周佛海确实代理过中央局书记一职。

周佛海生于1897年，湖南沅陵人。早年留学日本，曾参与组织旅日共产主义小组。

周佛海回国出席党的一大的行踪早被日本警察知道了，回到日本后的周佛海即被日本警方严密监视，警方还通过其就读的京都帝国大学对周佛海施加压力，多次警告周佛海，以开除学籍威胁周佛海，这些让周佛海惊恐万分。

而且，周佛海还带着第二任妻子杨淑慧一起生活，当时杨淑慧与她的父母失去了联系，他们二人的生活十分清贫，靠领取周佛海一人的官费生活。

年轻貌美的杨淑慧是富二代，其父杨卓茂是上海总商会的主任秘书，很有经济实力。因要娶杨淑慧，周佛海狠心抛弃了在家乡辛辛苦苦照顾自己母亲及两个孩子的结发妻子郑妹。

为了阻断女儿与周佛海往来，杨卓茂夫妇把女儿杨淑慧关在自家的阁楼上，被关的第三天，杨淑慧就跳窗逃了出去，她找到周佛海后，二人就悄悄离开上海，前往了日本，成了事实夫妻。

1924年5月底，周佛海回到广州，就任国民党宣传部秘书，月薪200块大洋。同年9月份，时任广东大学校长的邹鲁又聘请他兼任广东大学的教授，别的教授月薪是220块大洋，邹鲁给周佛海月薪240块大洋。

照当时中国共产党的规定，周佛海应按累进额每月交纳党费70多元，杨淑慧认为丈夫辛辛苦苦赚钱不容易，每月交这么多钱太可惜，就鼓动周佛海脱党。

于是周佛海就给中共广州区执行委员会写信，要求脱离共产党。

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广州区委执行委员的周恩来曾经多次找周佛海做思想工作，均无效。

1924年秋，中共中央接受了周佛海提出的退党的要求，准其脱党。

从此，周佛海走向了反共反人民的道路，成为国民党右派营垒中的干将和蒋介石的心腹，宣称自己要做一个“国民党忠实党员”，叫嚷“攻击共产党，是我的责任，是我的义务”。

蒋介石对周佛海也委以重任。从1927年到1937年，周佛海跟随蒋介石青云直上，可谓红极一时，先后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民众训练部部长，蒋介石侍从室副主任兼第五组组长，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代理部长等职，为蒋介石打内战、搞独裁出谋划策。他还曾参与筹建国民党特务组织复兴社(即蓝衣社)。

1938年，周佛海又背叛了蒋介石，随汪精卫投敌，历任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汪伪政府警政部部长、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部长、中央储备银行总裁、上海市市长等，沦为大卖国求荣的大汉奸。

第二任妻子杨淑慧对周佛海温柔体贴有加，并与其生有一子一女。

然而周佛海好色成性，积习难除。1939年10月，周佛海第二次秘密赴日时，遇东京帝国大医院护士金田幸子。金田幸子年方十九，能歌善舞，后成为周佛海在日本的秘密妻子。

在纸醉金迷的大上海十里洋场，金融界巨头、伪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行长潘三省经常帮助周佛海寻访名媛供其淫乐，潘三省亦因此而被提升为上海市储备银行总裁。不久，此事即被杨淑慧得知。当她发现牵线的竟是潘三省，更是气上加气，把潘三省叫来一阵打骂，吓得潘三省抱头鼠窜，以后一见杨淑慧就直哆嗦。

事过不久，周佛海又遇名伶筱玲红，一见就倾心，很快就与其姘居。这自然难以瞒过深知丈夫好色之心的杨淑慧，藏娇地点很快被杨淑慧查出。杨淑慧一定要周佛海与筱玲红断绝来往，而周佛海不愿意。两人每天总为此争吵，甚至大动干戈。杨淑慧一怒离京，到上海打算聘请律师办理离婚手续。

谁知周佛海已事先指派专人找到密友金雄白。那时金雄白开办了律师业务，周佛海希望金雄白赴车站去接杨淑慧，争取包揽这一案子。杨淑慧见到金雄白，果然把离婚一事托付于他，写了委托书，要求他与周佛海谈判，谈判不成即向法院起诉。

金雄白当夜赶到南京。周佛海坦白地告诉金雄白：“我要你还得为我想一个两全之道才好。”

两人商量对策。第二天，金雄白匆匆赶回上海告诉杨淑慧，他已把周佛海说服，周愿意放弃筱玲红。金雄白说：“不过周先生为了减轻良心上的负担，要多给她一些费用。”杨淑慧兴奋地说：“钱无所谓，不论多寡，你随便代我做主。”当天，杨淑慧把准备好的抚养费全数交给金雄白。第二天下午，筱玲红在她名字下按了手印。

后来，周佛海悄悄把筱玲红藏到法租界中汪伪政府经济顾问冈田酉次的家里，直到抗战胜利之后。

周佛海仍与筱玲红长期悄悄保持姘居关系，经常在此暗渡陈仓，直到抗战结束。

周佛海的家丑，在当时成为京沪一带传闻的笑柄。

杨淑慧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见风使舵、反复无常、阴险狡诈这些特性，在周佛海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抗战中后期，周佛海嗅出日本人不行了，又无耻地倒向了蒋介石。

1942年10月，周佛海背着汪精卫，派人潜往重庆，为重庆方面输送了不少重要情报。后又利用自己上海市长的身份，在上海及杭州一带部署军事力量，阻止共产党等革命势力进入上海。

日本投降在即，南京伪政权被迫解散，周佛海向蒋介石再表忠心，赢得了蒋介石的信任，并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指挥。

这样，周佛海摇身一变，从臭名昭著的大汉奸变成了国民党的接收大员。

当国民党大批人马到达上海后，周佛海失去了利用价值。一个多月后，在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快速严惩汉奸”的压力下，周佛海被软禁在重庆，后来又被移交南京监狱。

1946年11月7日，国民党南京高等法院判处周佛海死刑。

在杨淑慧的奔走以及顾祝同、陈立夫、陈果夫等人的说情下，1947年3月26日，念其为重庆方面做过“贡献”的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的身份，签发了《准将周佛海之死刑减为无期徒刑令》。

1948年初，周佛海心脏病复发，2月28日病死于监狱，终年51岁。（刘继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