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北峰讲述：亲历北平和平解放

周北峰讲述：亲历北平和平解放

亲历北平和平解放

周北峰

周北峰(1903-1989):河南省陕县人，法国留学获硕士学位、教授。1977年-1983年任政协内蒙古自治区第四届委员会副主席。

我作为傅作义将军的谈判代表，参与了北平和平解放的全过程，从蓟县商谈到通县签署协议，从北平联合办事处成立到和平起义通电发表，我都亲自经历了。

和谈之前

当北平、天津的战事十分吃紧的时候，有一天半夜，傅将军的秘书阎又文给我打电话说，傅将军令我立即到总部。进屋后，看见他一个人在房间内来去，对我双目注视，一言不发。片刻后，问我:“你对目前的时局有什么看法?因我很长时间不到总部，有时偶而碰见他，他也不和我谈这一类问题。今天半夜电召，单独接见，而开门见山地问我对时局有什么看法，于是我便猜着了几分。我反问他:“是不是打算与解放军接洽?”他听了我的话后，仍不停地在室内绕行，边走边说:“蒋介石不行了，政治腐败，人心涣散，军事无能，经济崩溃，就是美国人也数不了他了。要是我对蒋介石还有一点希望，也不会拒绝担任华东南军政长官了。我考虑再三，还是与中共接头谈判为好。毛泽东领导中国是可以把中国搞好的。数月前，我曾给他发了个电报，至今未见复电。半月前，我已派了崔载之(《平明日报》社社长)与中共在易县接上了头，并带着一个电台，一个多星期的谈判，仅和他们的参谋长刘亚楼谈了两次话，不着边际，认为我们没有诚意。我已电令崔将电台留下，立即返平。你准备一下，明天就同张东荪(民盟代表)到易县去。”我问去谈判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应该怎样说?他简单地讲了他的想法后说:“你去了见机行事吧!”同时再三对我嘱咐我一定要十分机密，不要向任何人透露，对家里也只说是要在中南海住几天。

蓟县的谈判——草签会谈纪要

1949年1月6日清晨，我和张东荪乘坐傅部政治部主任王克俊的汽车，由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崔月犁驾驶，出西直门，直奔万牲园(即动物园)第二道防线。下车后，我们这两个夹着皮包、戴着皮帽的大学教授打扮的人，持杖步行五百米到了前沿战境，穿过前沿战境约100米，到了农研所门口，一个班长模样的战士便领我们到了解放军的指挥所。一位干部和我们谈话，我们说要“找王东”，暗号接上后，他知道了来意。他很热情地招待我们吃了一顿面条。休息了两个多小时后，一位干部陪同我们乘一辆吉普车来到西山附近的一个小村庄，在一个大院的门口停了车。程子华将军站在门口迎接我们。

抗日战争时期我在山西汾阳、离石一带和程子华将军接触过几次，此是很熟悉的。他一见到下车的是我，很热情地与我握手，并说:“路上辛苦了，累了吧?”我向程将军介绍了张东荪。我们一面寒喧，一面进入给我准备的房子里。屋子里生了个大火炉，从寒风凛冽的外面一下步入温暖如春的小屋，觉得心情十分舒畅。又因为安全地通过了封锁线，所以精神为之一振。饭后，程将军就与我们漫谈起来了，从抗日战争一直谈到解放战争，由离石谈到北平。我们在这里休息了一夜。

翌日清晨，我们乘坐一辆大卡车出发，由一个班的武装战士护送。下午4时许，我们到了蓟县。负责接待工作的李炳泉同志过来招呼我们，让我们进屋休息。在用饭时，听见门口有汽车停住的声音，一会儿，聂荣臻将军健步走进屋中。我们急忙站起来，聂将军很客气地让我们继续用餐。

饭后，我们就谈起来了。聂将军向我们讲述了当时全国战局和平津前线的形势。谈了约半个小时后，聂将军说:“很好，你们路上累了，今天就休息吧!明天再谈。”我与张东荪将聂将军送出了大门，握手告别。

在返回我们的住处时，张东荪走在前面先进了屋。这时和我们一道送聂将军的李炳泉同志小声地对我说:“聂可令员在东边的那个院子里，请你过去谈谈。”于是我又返身出去，进了那个院子。

我与聂将军寒喧了几句后，聂就转了话题，说:“你的情况我们了解。你这次来很好，1945年你在张家口代表傅先生和我们进行三人小组会谈时，那时先生和我们商谈是个骗局，所以我没有和你见面。这次你来了，我们很欢迎。你看傅先生这次有诚意吗?”我答道:“我看先生已经看清了形势，这次叫我来主要是看解放军对和平解决有什么条件。”聂将军说:“条件很简单:我们要求他停止抵抗。不过，你是单谈北平的问题呢?还是傅先生统辖的全部部队和地区呢?”我说:“我是谈全面的问题的，包括平、津、一揽子和谈。”聂将军点了点头后又说:“傅先生是否还准备困兽一斗，用当年守涿州的办法，在北平负隅顾抗?”我说:“这次叫我出城商谈，我看是有诚意的:这是大势所迫，人心所向。只有走这一条路。当然在具体问题上，还可能费些周折。”聂将军说:“好吧!明天我们正式会谈，你也早些体息吧。”我返回住处时，张东荪已躺下，见我回来问道:“你怎么走了这么长时间，干什么去了?”我没告诉他聂将军找我，只说到外面走了走，换了换空气。

8 日上午 10点钟，罗荣桓、聂荣臻、刘亚楼等几位将军同来到我们的住处，开始正式商谈。罗政委说:“我们的意见是，所有军队一律解放军化，所有地方一律解放区化。在接受这样条件的前提下，对傅部的起义人员，一律不咎既往;所有在张家口、新保安、怀来战役被俘的军官，一律释放。傅的总部及他的高级干部，一律予以适当安排。”接着也谈到了对傅本人的安排问题。说完后，又谈了些别的，时间已中午，便一同进午餐。饭后，罗、聂将军等又嘱时我们多住几天，好好休息，过几天再谈。下午，我便将这次会谈情况向傅作了汇报。

这样，我们就在八里庄住了下来。每天除了在农村散步外，就是在屋里看一些李炳泉同志为我们拿来的书报杂志。每日夜间与将军通电报，他每次来电，差不多都是一样的意见:希望我们谈得具体些。有一天晚上，罗、聂都来了。这就开始谈如何改编使傅部所属军队解放军化:地方如何解放区化以及文职机关如何改组和人员的安排;如何使这些人都能于解放后很好地为革命工作等。谈了以上的意见后，他们问我:“你对所谈的这些有什么意见?作义将军还有什么要求?都可以详细地谈一谈。”我说，关于军队的改编，我出城时草拟了个意见;军队是以团为单位出城整编。对于新保安、张家口、怀来作战被俘的人员一律释放，不作战俘对待;文职人员也都吸收到新的工作单位继续工作。还说他一贯主张政治民主，经济平等，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关于他的军队、行政、文教……等人员都予以安排，给予生活出路。还有，他是追随着蒋介石作了些不利于国家，不利于民族的事情。在他的率领下，这些随他工作的人员或多或少都犯有不同程度的错误甚至是罪恶，这一切都由他一个人承担，对于他的所属军政人员的以往罪过，请就不要追究了。

罗、聂将军听到我陈述了傅将军的意见后说:“凡是你刚才所谈的各地作战被俘人员都可以一律释放，并不追究他们以往的责任，用一句成语说就是“不昝既往”;凡愿继续工作的都可以留下安排适当的工作;不愿工作而要还乡的人员，都可以资遣，并发给资遣费及资遣证明书，令其还乡，并嘅咐地方政府对其还乡后也不予歧视。”还说:“我们对傅先生不但不作战犯看待，还要在政治上给他一定的地位。”我们会谈时由刘亚楼同志作记录。

9 日上午 10时，罗、聂、刘将军一起来了，我与张东荪随着一同走进一间布置好的会场，分别坐下后，还是由刘亚楼同志作记录，又开始了会谈。这次会谈主要是有关傅部 10万军队和一些文职人员的安排问题，并将昨天所谈内重述一遍。谈完后，又问我们有什么意见。我说:“傅将军的希望与要求全都谈了。”会后刘亚楼将军将会谈的结果，整理了一个“纪要”，让我看后，罗聂将军在文件上签了字，我也签了字。下午2时许，解放军派了王参谋陪同我们乘汽车出发，当晚我住在清河镇，将张东荪送回嘉京大学。

翌日清晨早饭后，王参谋带了4个战士步行陪同我到了德胜门北边距土城子(俗称嘉王城)约3数里的地方。告别后，我独自沿着公路继续行了约半里地，突然从坛沟里出来两个兵，端枪指着我厉声问:“干什么的?”我说:“进城回家。”随后将我带到了一个指挥所。一个排长模样的军官对我进行了盘查。我一听他的口音，就觉得不好。联络时明明说的德胜门是傅的嫡系部队，怎么他们说话却是南方口音，而不是察绥人的口音?这一定是蒋介石的嫡系，心里埋怨王克俊把事办糟了，这时我做了最坏的思想准备。果然，他们见问不出来别的，就令我将衣服脱下来，仅留下内衣，对我进行了彻底的搜查。幸好文件是缝在内衣里面的，没有被搜去。否则将出现极为严重的问题，后果不堪设想。

他们见没有搜出什么可疑的东西，就把我带的香烟以及零碎物品都拿走了。然后放行。于是我便向德胜门走去，走到城门口的一个茶馆门前，乘上王克俊派来等假在那儿的汽车回了家。到家一会儿，王克俊来电话说:“总司令请你立即来，这里给你准备饭，衣服也不用换了。”我坐着有特别通行证的汽车，一直开到傅将军的办公室——中南海居仁堂。我即从内衣中取出文件交给了他，他看完后什么话也没说，只是唉声叹气。我说:“这个文件是我们谈完后归纳整理的，最后一段附记说所谈各项务必于1月14日午夜前答复。"他一言不发又踱起步来。我只好安慰了他几句。他平静了一些后说:“这个文件，过两天再说。”

那几天，我内心非常不安。看傅将军的样子是要拖延时间，也有背城一战的可能。如果是他一时想不开，背城一战，北平这个数百年的故都岂不是同锦州的情况一样了吗?明清两代王朝的交物古迹岂不都要付诸战火?这几天我与崔月犁同志作了数次联系，崔向我转达了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和城工部的意见。所以我还是不断到傅将军的总部，督促他于14日午夜前答复，并安慰他。此时他的大女儿傅冬菊也知道她父亲心情沉重，她在父亲的身边作了不少工作，还经常买些家乡小吃送给父亲。傅将军那几天见了我总是闷闷不语，一提到14日午夜前要作答复的事，他便用别的话岔开。

三、四天后，傅将军对我说:“你可以电告罗、聂，就说前次所谈都已研究了，只是限于14日午夜答复，时间太仓促，不日你将介绍偕邓宝珊将军再去。”傍晚接复电云:“电悉，可请再来。”于是我们又做二次出城的准备工作。

通县的谈判——签署协议

1月14日，我和邓宝珊、王焕文、刁可成一行4人出发，越过战境大约二三百米，就有平津前线司令部派来的人接我们，其中就有王科长。我们一同骑马到了清河镇，稍事休息，便改乘两辆吉普车，一小时后，我们的汽车停在通县县城的一个大院门口。罗、聂等几位将军已到门口迎接我们。我们相偕进门后，罗政委说:“你们先体息体息，等一会再谈。”我们说:“不累。是不是现在就可以谈?"聂司令员说:“周先生，我们前次说的很清楚，14日午夜是答复的最后期限，现在只剩下几个小时了，我们已下达了进攻天津的攻击令了。这次谈判就不包括天津了。你们有什么意见?”我打电报将这个情况报告傅总司令请示。他复电说:“我弟与邓先生相商，斟酌办理。”15日晨约4点多钟，李炳泉同志到我们床前说“天津已经解放了。”15日上午开始了通县谈判，但是已经不包括天津了。参加谈判的有罗政委、聂司令员、邓宝珊和我，由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参谋处处长苏静作记录。会议一直开到深夜，主要内容包括傅部军队的改编原则和具体办法(专指北平部分)，对傅的华北总部和部队中团级以上的人员安排，以及对北平市的文教、卫生等行政单位的接收办法，并整理归纳出具体条款十余条。最后双方签署了北平和平解放的初步协议。16日，苏静同志与王科长偕同邓宝珊、刁可成、王焕文一行5人乘车仍经清河镇到北平去了。我仍留通县以备联系。次日清晨7时，陶铸同志笑容满面地来说:“傅先生已通过国民党的中央社，将前天签定的协议条款公布了一部分。请先生电告傅先生，解放军派两个纵队，由程子华同志指挥，从复兴门、西直门入城，接管北平的城防，我们已电告了苏静同志。另外咱们过几天一起入城，你可联络好路线和接头办法。”这时我才如释重负地了一口气。

中午，王克俊回电:“城内秩序很家定，已开启复兴门与西直门，欢迎解放军入城。”

北平和平解放

1月 22 日一大早，我与已经化了装的陶铸同志和一位警卫员、一位司机，乘吉普车出发。在解放区的防区内，由陶铸同志亲自下车联系。前进几十里后陶铸同志笑着说:“我的任务完成了，前边是傅的部队了，由你联络吧！”正说话间，突然前面轰的一声巨响，尘土飞扬，司机有点把不住方向盘，汽车摆起来。车停后，看到前面有一群羊，跑到两边的土路上，踩响了地雷，炸死了几只羊。司机同志看到这种情况便有点紧张。后来我亲自驾驶汽车一直开到华北总部联络处(东交民巷御河桥原日本驻华大使馆)，傅先生请陶铸同志即到他那里去用饭。我们改乘一辆卧车到了居仁堂。我作了介绍后，傅先生对陶铸说:“很好，部队出城改编的计划已拟好了，程子华将军已接管了北平的城防，苏静处长与王科长也都安排好了。”

陶铸

当天下午，决定成立了“北平联合办事处”，处理北平和平解放后有关军队行政、财经、文教、卫生等方面的接交善后工作。中共中央决定:由叶剑英任办事处主任，另指定我、徐冰和戎子和为委员。傅先生指定我、郭载阳和焦实斋为委员。

1949年1月31日，是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这一天解放军举行了正式入城仪式。以叶主任为首的北平联合办事处全体委员，在前门楼上欢迎入城部队和观看入城式。雄伟庄严的人民解放军的步、骑、炮部队，精神抖擞，步列整齐地通过前门向各个主要街道前进。从此，这座历史悠久的古都，焕发了青春。人民奔走相告，欢喜雀跃，震惊中外的平津战役胜利结束。

北平的和平解放，在我国解放战争史上有重大的意义，对全国人民是巨大的鼓舞，对蒋家王朝是沉重的打击。因此要由傅作义将军向全国和全世界发一个通电，决定由王克俊、阎又文、冀朝鼎(当时任傅作义的华北总部经济处处长)和我组成一个“通电起草委员会”，在西郊傅先生的新居开始工作。准备了两个多月，通电草稿已拟妥，但始终不能定稿，还有绥远和平起义也未能最后商定。当傅先生乘飞机赴石家庄谒见毛泽东主席返回北平后，精神焕发，心情欢畅，与赴石家庄前判若两人。之后，很快地将北平和平解放的通电定了，经陶铸同志和我一起请示了周恩来副主席后，全文在各大报纸发表了。当时世界和平会议正在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召开，据参加这次会的同志告诉我说傅先生的通电作为大会文件在会上发给了与会人员。北平的和平解放至此就全部完成了。

转自《内蒙古文史资料》第60辑（2007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