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的武汉水灾有多严重？

1931年的武汉水灾有多严重？

以下图文摘自山东画报出版社《老照片》，作者：许大昕。

1931年，民国二十年，中国又一次陷入水患之中——从5月开始下雨，到6月，到7月，从春雨到夏雨，下个不停，有时似停又下，有时雨水如注，大灾来临前的不祥预兆让人恐惧莫名。在人们一次次看天叹息中，渐渐地，长江、黄河、淮河乃至它们的支流都灌满了水，还没反应过来，洪水，已猛虎下山般越过乡村，冲垮堤坝，涌入城市，扫平低矮的房屋，掠过哭喊的人群，所过之处，一片汪洋……灾难蓄谋已久，泼向中国的大地，后据《中国近代十大灾荒》统计，水灾波及中国二十多个省份，“堪称是民族大灾难”。当时的武汉，受灾极其严重，“武汉全镇，竟至覆灭”“鄂渚之三镇，昔日繁华，顿成泽国”的“空前未闻之大浩劫”，受灾时间之长，损失之惨重，超乎想象。

据史料记载，1931年7月以来，武汉已经连续强降雨十多天。天灾无情，又加之连年内战，国库亏空，防范不当，国民政府官员抗灾不力，到了8月，各地堤防告急，汉口、武昌、汉阳都被洪水淹没，武汉三镇被泡在水中，有些地方长达百天。洪水肆虐不休，一直到9月，这期间：“8月14日，有报道说，在武汉三镇已经有七十万难民……

据说政府正在考虑要疏散人口的问题，并且派了几条轮船，专门疏散人口和运送难民。”“当时有报道说，光是在湖北省就有四百万座房屋被毁尽，在汉口城内就有八千人被淹死，后来的报道宣称，汉口的状况非常糟糕，主要是安葬尸体和安置难民这两件事非常困难，所有的街道运输都不得不用舢板和其他船只来代替，然而，幸运的是，洪水的水位已经开始下降。”（见《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伦敦新闻画报〉记录的民国1926—1949》，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6年版）。

一条黑狗被洪水逼在了济生马路的一片民房的屋顶，无助地张望着。洪水来时，它拼命逃窜，它也许是被水追着从屋顶主人砸开的那个洞爬到了上边。它也许会被划来的小船救走，也许拍过照之后，它在另一片绝望笼罩的黑暗中死去……

济生马路上倒塌的民房。高高的电线杆，现在矗立在照片中央，显得很短很矮。杂乱与破败，在洪水渐渐退去时狼狈仓皇地显露出来。有位妇人，正在收拾衣物，她陷入这片凌乱不堪中，衣衫褴褛。

武汉大智门附近坍塌的旅馆。电线横割了天空，苍天垂泪。曾经，这家旅店前人来人往，熙熙攘攘，现在却是船来船往。人们似乎是路过，又仿佛是从旅店里找寻物资，迅速逃离。过腰的水，冰凉沁入水中行走的人。可是，画面依然是安静的，没有人声，没有人说话。

法租界的明星大戏院。薄暮时分，这异国风调的躯体被浸泡于水中。晚风吹皱门前的这汪水。渐行渐远的小船，苍翠的树影。一日日地暴雨雷电的袭击，它，还在，那里的戏文、唱腔、才子、佳人、华采……也就还在。在这个傍晚，都突然地静穆下来……

灾情之后，政府部门和各界人士对抗灾救援做了一些努力——以当时的国力，相较于灾情的严重损失，也只能说是一点绵薄之力。1931年8月28日，蒋介石乘坐军舰视察武汉各个溃口，30日，发表《告鄂水灾被难同胞书》。政府颁布政令，将此次水灾定为“国难”，并命令各党部机关积极支持救灾，如节约、捐薪、严惩救灾不力的官员等。

面对巨大的灾情，国民政府紧急成立了救济水灾委员会，总会设在上海，为便于受灾严重的武汉的赈灾事宜，又专门在武汉设立了分会。宋子文出任委员长，由中央统一部署赈灾事宜，广为募捐，群策群力，社会各界及国际友好人士都给予了各项人道主义援助。据统计，救济水灾委员会从国内、国外总共筹集到救灾物资七千万元左右，并由中央政府统筹安排，将救济款运用于办粥厂、办收容所，为灾民提供免费食物及医疗物资等。维持灾民正常生活的物资如衣物、被褥、帐篷等，也源源不断运到灾区。公职人员也响应政府号召，“捐薪助赈”，救助灾区。“大灾之后，必有大疫”，对此，卫生署署长刘瑞恒担任救济水灾委员会下属的卫生防疫组主任，一方面筹集防疫药物，另一方面积极组织专业医疗人员前往灾区注射诊疗，有效防止了疫情传播。

这平常的街景，阳光很刺眼。远处木楼上晒着的衣服，路两旁的棚子堆放着杂物，近处过街木板上行人正在礼让……这无不让人感到生活还在继续——似乎，这只是一场平常的雨下过之后。

洪水淹没了济生马路一层的店面。这座欧式风格的建筑，见证了暴雨洪水的猖狂，一如它见证了老武汉的繁华。这座城几起几落，它们是忠实的守护者，也是城市沧桑与风华的体现者。

水灾后的汉口江汉关大楼。江汉关大楼建成于1924年1月，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三座海关大楼之一。英国古典主义建筑风格，庄重典雅。坐南朝北，毗邻长江，总高度45.85米，是当时武汉最高的建筑。“江汉关钟楼呈对称布局，两侧与正立面墙体间呈92°夹角，与背面墙体呈90°夹角。大楼设计考虑了长江水位对建筑的影响，其基础高于长江平均洪水位标高。”这段记载，似乎可以解释为什么遭逢1931年水灾之后，江汉关还能挺立依旧。人们穿行于挺立依旧的江汉关前，似乎找到了某种安慰。

阳光正足，这座欧式洋楼里，二楼的主人正悠闲地斜倚栏杆——应该说如此大灾对于居住在楼里的富人，并无太大影响，就是出行麻烦了些。眼前的这只小木船，除了划桨的人，后边还有推船的人，他们如此艰难地在水上划行，这位妇人正木然地望着远处……

民间慈善团体也在救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当时秉持人道主义的中国红十字会，在水灾发生后迅速向灾区派驻医疗人员，做了大量救治和防疫工作。《申报》《益世报》等报刊也奔走在水灾一线，实时传播，呼吁各界的救助和支援，等等。为有效赈灾，救济水灾委员会专设特科，与民间团体联络，共同推进多项工作。

1931年的这组照片，再现了当年武汉水灾真实的场景，一张张翻过，忍不住“长太息以掩涕，哀民生之多艰兮”……这些照片都存在于特殊的静默之中，无声的悲哀，一首无尽的悲凉的曲子，奏响在相片内外。它们有的以武汉市重要的地标建筑为摄影主体，兼及街道场景。有的取景于平民生活区，灾后的平民住在窝棚里艰难熬日。照片的题签慎重标明序号、地点、时间、摄影人等，有种以“图像证史”的意图存在。

沿街的欧式洋楼一溜排开，拉深了照片的空间，将观者拉入深远无常的历史和无奈破碎的现实。“新号衣庄”特别触目，又曾是一街的繁华。行人乘船或步行，正常生活正在逐渐恢复。撑船摇桨的人一脸疲惫劳累，坐船的人轻松悠闲。

“太平洋饭店”“浙江实业银行”“上海服装店”等招牌远远可见，这座爬满脚手架的高楼竟然经受住了暴雨的袭击。 撑船的人、步行的人、坐船的人……闯进镜头的这位行人，脸色黧黑，似笑非笑似哭非哭……

从照片上看，水位仅仅没过人的膝盖。屋檐下的人们好像在排队等小船出行，有的人短打扮，有的人着礼帽长裤长褂，还有一位着军装者……人们挨挨挤挤，又保持着距离，惊弓之鸟一般，难以打破的沉默弥漫于相片内外。

照片的摄影语言非常丰富，摄影者调动了最深切的同情和悲悯，水，横亘在照片底部，水上、水边是大灾之后的楼宇、电线、人群、树木……舢板、小船，还有水上搭着供人行走的木板，给人带来唯一的希望，至少借由它们，人们可以逃离，也可以故作镇定地将生活的秩序维持下去。

罗兰·巴尔特在《明室：摄影札记》中写道：“脸的神情是不可分解的。……神情，是一种不同寻常的东西，它是从躯体里诱发出来的灵魂，它是个体的小灵魂。说到底，神情也许是某种精神方面的东西，是这种东西把生命价值的反映带到了脸上？……神情就是伴随着人身的发光的影子。”纵观这十五张照片，但凡有人劫后余生，心有余悸，大家有相似的神情，每一个人的内心都藏着汹涌——也许亲人已经亡故，也许家产早被水卷走，也许饥一顿饱一顿，还得在洪水浸泡的街上讨生活……但是，表现在脸上，却是令人压抑的平静。大悲无声……

灾难无情，人之情义扶助又如此有限。1931年大水，是上天对武汉又一次“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惊心动魄、惊天动地的捶打与考验。武汉，却总是能够绝处逢生——看看这些老照片，在沉默与坚忍的人物神情中，在地标建筑的淡然挺立中，似乎可找到些许答案。

以上图文摘自山东画报出版社《老照片》，作者：许大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