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一浮：文化巨擘的传奇人生与时代回响

马一浮：文化巨擘的传奇人生与时代回响

马一浮：文化巨擘的传奇人生与时代回响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这样一位人物，他如一颗璀璨而独特的星辰，闪耀着智慧与品德的光辉，他便是马一浮。其一生，犹如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在文化传承、民族大义与时代交融的舞台上，演绎出令人敬仰的传奇。

1884 年，马一浮诞生于浙江绍兴的一个书香世家。其父为他取名“浮海”，寄托着跨海求学、成就大儒的期望，后改为“一浮”。自幼，他便展露非凡才智，三岁诵《三字经》，七岁书墨飘香，邻里皆赞其必成大器。六岁时，著名学者俞樾闻其读书声，惊叹之余题字“学问须从少年做”，似为其非凡人生拉开序幕。十二岁，马一浮已能通读《四书》《五经》，父亲延请当地名师授课，他在学业上的表现更是令人瞩目。十五岁，于文会中与老学究切磋，他旁征博引、出口成章，令众人折服，“小马神童”之名传遍绍兴。

1901 年，马一浮踏上赴上海的求学之旅，在时代思潮涌动中，刻苦攻读英语并广泛涉猎西方哲学著作，每日仅眠四小时，其勤奋刻苦令人钦佩。在此期间，结识章太炎，二人学问交流频繁，章太炎盛赞其“马君学问，融会贯通，非寻常学子可比”，此评价使他在学界崭露头角，各地求学者纷至沓来。然而，面对杭州富商重金求教其子，他却婉拒道“传道授业，岂能谈钱？”其高洁品质尽显。他的书法亦独具魅力，融合魏晋风骨与唐宋气韵，观者仿若聆听高山流水，心旷神怡。

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马一浮坚守内心的宁静与操守，拒绝权贵的拉拢与诱惑。1922 年，浙江督军孙传芳多次派人携厚礼相邀，他皆闭门不见，直言“先生不在家”，即便孙传芳亲自出马，他亦回应“我在家，但就是不想见他”，其不畏强权之举令人震撼。蔡元培诚邀他赴北京大学任教，许以优厚条件，他仅以“志不在此”回绝。蒋介石欲拉拢他担任军事委员会顾问，他以“我一介书生，何谈军事？”果断拒绝，并提笔写下“国之兴衰，系于民心”，此语彰显其对国家命运的深刻洞察与坚定立场。日本教授慕名邀请他前往讲学，待遇优厚，他却以“国难当头，岂能他往？”毅然拒之。在 1920 - 1927 年间，众多达官显贵登门拜访，皆被他一一谢绝，他那句“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各行其是而已”，在文人圈中传颂，成为人格操守的典范。

1904 年深秋，在东京的旧书店里，马一浮偶然发现两本德文版《资本论》。虽不懂德文，但凭借对英文的理解与店主的解释，他敏锐地意识到此书的非凡价值，遂将其买下，一本寄给北京好友，一本带回国内，这一壮举成为《资本论》传入中国的重要开篇，对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变革产生了深远影响。

1906 年春，马一浮回到绍兴，目睹百姓疾苦，深感教育之重要性。他将一座废弃祠堂整修，创办了复性书院。书院创立之初，虽仅有七名学生，但他秉持“诸位来此求学，不为功名，只为学问”的理念，坚守纯粹的教育初心。随着时间推移，书院声名远扬，求学者络绎不绝。他的教学方法独特，摒弃八股文，先引导学生研读《论语》《孟子》，再学习西方哲学，以“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阐释教学思路，培养学生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广阔的视野。

1937 年，日军侵华，战火纷飞，复性书院亦难幸免。马一浮带着一箱珍贵古籍，辗转至浙江大学。浙大校长竺可桢盛情邀请他开设国学讲座，他在首堂课上便慷慨激昂地宣称：“今日之讲学，不只为传授知识，更为振奋民族精神！”在浙大期间，他每周坚持为学生讲解经典，当讲到《孟子》中“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时，他以坚定的语气预言侵略者必将失败，极大地鼓舞了学生们的抗战信心，台下掌声雷动。1939 年深秋，浙大师生踏上万里长征般的迁徙之路，尽管条件艰苦，马一浮始终坚守授课岗位，即便在简陋的茅草房中，亦保持严谨教学态度，其正襟危坐、声音洪亮的形象，深深印刻在学生们的记忆中。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他还精心整理多年收藏的古籍，编写详细目录，将其捐赠给浙江省图书馆，他深情地说：“这些书不是我一个人的，是全中国人民的。”在民族危亡之际，他以文化传承为使命，以教育为阵地，为抗战胜利贡献着自己的力量，用实际行动诠释着知识分子的担当与责任。

新中国成立后，马一浮与共产党建立起深厚情谊。1949 年秋，杭州解放不久，周恩来总理派人送来亲笔信，诚挚邀请他赴京一叙。彼时，他正忙于整理著作，无奈婉拒。次年春，周总理再次相邀，他却因重感冒缠身而未能成行，周总理贴心地送来珍贵药材，令他感动不已，遂赋诗一首“总理关怀似海深，杏林春暖慰吾心”以表感激。不久后，他收到周总理特意寻来的其年轻时在日本购买的《资本论》中文译本，这份特殊礼物，不仅是对他过往贡献的铭记，更见证了党对知识分子的尊重与关怀。

1952 年，在中央文史馆会议上，马一浮与郭沫若相遇，二人畅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历程，他感慨“引进《资本论》是我这一生做得最对的一件事”，郭沫若亦提笔赞誉“引书济世功无量，育才兴邦志可嘉”。同年冬，在学术讨论会上，他深入阐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见解，引发热烈讨论，为推动思想文化领域的交流与发展贡献智慧。1953 年，周总理第三次邀请，他应允前往，却因老伴突发疾病而推迟行程，周总理即刻派名医前来诊治，尽显关怀之情。此后，他积极参与文化教育座谈会，为新中国文化建设建言献策，提出重视传统文化教育的建议，得到中央领导高度重视。1955 年，他担任中央文史馆馆员，虽年事已高，仍笔耕不辍，为新中国文化事业奉献余热，他由衷赞叹“新中国的建立，为中华文化的发展开辟了新天地”，表达了对新中国的坚定信心与美好期许。

1964 年春，马一浮应毛主席之邀前往北京中南海。毛主席亲自在会客厅门口等候，迎接这位满头银发的老人，一句“马老先生，久闻大名，今日一见，果然风采不凡！”开启了一场意义非凡的会面。宴会之上，粟裕大将亲为其摆放餐具，周总理在旁悉心夹菜，毛主席更是破例让他坐在自己与周总理中间，尽显对他的敬重与礼遇。席间，毛主席提及他早年引进《资本论》之事，赞誉“马老为我党革命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啊！”他谦逊回应“这是我应该做的”。饭后，他向毛主席请教文化建设问题，毛主席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他深表认同。两位老人促膝长谈整个下午，思想的火花在交流中碰撞、交融。临别之际，马一浮挥毫泼墨，为毛主席送上一幅“东方巨擘，雄才大略”的对联，毛主席亦对其书法赞叹有加。此次宴会，氛围融洽温馨，如家人团聚。马一浮在北京停留数日，参观故宫博物院，探望老友，临行时，周总理安排专人护送其回杭。回杭后，他撰写文章记录此行，感慨“今日之中国，已非昔日之中国。看到神州大地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老朽甚感欣慰。”此次经历，成为他晚年最难忘的回忆，他常言：“能够亲眼看到新中国的发展，是我这一生最大的幸事。”

1967 年，马一浮在杭州溘然长逝。毛主席与周总理皆致以深切哀悼，周总理称“马老先生是当代中国唯一的理学家，他的远去是我国文化界的重大损失。”在追悼会上，中央送来花圈，挽联“学贯中西，德高望重”，精准概括了他非凡的一生。

马一浮的一生，跨越时代变迁，在文化、教育、品德等诸多方面皆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以渊博学识、高洁品格、坚定信念，成为后世敬仰的楷模。他在文化传承中的坚守与创新，在面对权贵时的坚守底线，在民族抗战中的积极贡献，以及与共产党的深厚情谊，无不彰显出一位伟大知识分子的高尚情怀与历史担当。他的故事，如同一座不朽的灯塔，照亮着我们前行的道路，激励着我们在新时代传承文化、坚守信念、担当责任，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